天津历史文化（天津历史文化遗产）

天津历史文化（天津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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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历史文化：天津是北方地区妈祖文化的中心，故有“南有湄洲妈祖庙，北有天津天后宫”之说。妈祖文化是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卫”的民间谚语，充分说明妈祖文化在天津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古文化街已经成为享誉中外的观光胜地和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以文化街和海河为依托，举办首届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有利于保护和挖掘天津的历史遗存，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利于增强同全世界华人，特别是港、澳、合同胞的感情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有利于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带动文化、旅游事业和地区经济的加快发展。天津市人民政府将举办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列入今年市政府20件实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海内外的积极响应。经初步接洽，台湾、香港、澳门和福建地区的民间组织和旅游部门将组织近千人来津赴会，共襄盛举。

天津历史文化漫步：（1）古代天津，据发掘出土文物的考证，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若干先民的聚落点。然而，在西汉时发生过一次大范围的海浸，滨海平原淹没，汪洋一片，荒无人烟。尔后，随着海河水系的形成，聚落始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村落名曰“直沽”，位于海河汇流源头的三岔口，故又名“三汊沽”。后人曾形象地称海河为“母亲河”，称三岔口为“天津的摇篮”。比喻生动亲切，深入人心。（2）直沽依河生息，先民除农耕外多以捕鱼为业，故史书称“初仅一渔堡耳”。早期人文心态如何，文字记载阙如。直沽地处北陲，远离中原文化，发展滞后。先民无法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遂以敬神驱鬼、祈福消灾的迷信活动作为精神支柱。这一点，从许多墓葬中随葬的神佑与避邪的祭物，可略见其端倪。（3）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已传布北疆。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率师远征辽东，奏捷回朝途经直沽，驻跸于海河岸边的庆国寺，同行的鄂国公尉迟敬德在庙中挂甲，李世民遂敕赐更名为“挂甲寺”。这一掌故未见正史记载，属口碑史料，县志对此有所记述，足以凭信。由此可知，至迟在唐朝初年佛教已传布直沽，寺庙当不止庆国寺一处。据史书记载，元至正年间，有天竺（印度）僧人海会结庵于城西北海会寺，说明直沽当时的佛教已形成一定气候。明清时期，佛寺香火日炽，城厢内外寺庙多如繁星，《津门保甲图说》中有图为证。清康熙年间，天津有两位诗僧：一是大悲院的世高，一是海光寺的成衡，结交名士，吟诗作画，传为禅林佳话。近代又出现两位高僧：一是弘一（李叔同），一是倓虚（王福廷），修持谨严，造诣厚重，前者被尊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世祖”，后者被列为“天台宗第四十四世法嗣”，声名远播海内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渊源不容忽略。

1、天津是我国华北地区的一个沿海城市，简称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别名津沽、津门等。津始于隋朝（公元581-618年）大运河的开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2、天津原来是海，地下至今仍可以找到鲸、海豚等海生动物遗骸和种类繁多的贝壳。

3、津始于隋朝（公元581-618年）大运河的开通。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汇处、金钢桥三岔河口地方，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金代（公元1115-1234年）在直沽设“直沽寨”，元朝（公元1206-1368年）设“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明建文二年（1400年），朱棣率兵经直沽渡河南下夺取政权，1403年改元永乐。天津作为军事重地，于永乐二年（1404年）正式设卫，翌年设天津左卫，转年又增设天津右卫。清顺治九年（1652年），三卫合一，归并于天津卫,设立民政、盐运和税收、军事等建置。雍正三年（1725年）升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1731年）升天津州为天津府，辖六县一州。从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正式建卫到公元2014年，天津建城已有610周年。

4、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均开全国之先河，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5、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商贸中心的地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天津作为沿海港口城市的优势不断增强，对外交流日益广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十一五”期间是天津历史上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提升最快的时期，全市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6.1%。经济建设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城市地位的显著提升。随着滨海新区被列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天津又迎来了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这颗渤海明珠必将更加璀璨。

1、天津时调

天津时调是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主要流传于天津市。

天津时调源于明清小曲，清末民初形成并流传于天津城区，以天津方言语音演唱。天津时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两人执节子板站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天津时调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

2、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上世纪50年代形成，是天津业余演员改革、发展天津时调“大数子”的结果：去掉了“大数子”的前两句“靠山调”慢板，丰富了伴奏音乐。演出时，演员手持节子板数叙，唱调几言皆可，上、下句子要求对仗，对尾字的要求押韵即可，全篇既可一辙到底，也可用花辙。自由活泼，颇富韵律。伴奏乐器为大三弦和扬琴等。

3、京东大鼓

京东大鼓是一种采用京东方音说唱表演的曲艺鼓书暨鼓曲形式。主要流行于河北廊坊、承德、保定、唐山、北京怀柔和天津宝坻一带。

京东大鼓约形成于清代中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有过不同的称谓，如京东怯大鼓、乐亭调、平谷调大鼓、平谷调等。表演时一人站唱，左手敲板，右手击鼓为节，旁有乐师伴奏。京东大鼓经典剧目主要有《王婆骂鸡》《耗子告猫》《大八义》《小八义》等。

扩展资料

天津的建筑：

1、古代建筑

天津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16年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包括独乐寺、大沽口炮台、望海楼教堂、义和团吕祖堂坛口遗址等。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黄崖关古长城，有各种造型的烽火台20多座，盘旋于群山峻岭之中，四周风景优美如画。

全市现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3处，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0多处。著名的有天后宫、玉皇阁、文庙、天主教堂、清真大寺、大悲禅院、广东会馆，以及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旧址等。

2、近代建筑

天津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城市建筑独具特色，既有雕梁画栋、典雅朴实的古建筑，又有众多新颖别致的西洋建筑。有英国的中古式、德国的哥特式、法国的罗曼式、俄国的古典式、希腊的雅典式、日本的帝冠式等，通常把这些外国建筑称为“小洋楼”。

天津：十种文化的交融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以此为滥觞，又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从村落开始，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从而促进了漕运、商业、贸易的发展。天津在明清两代是拱卫京师之门户、河海转运的枢纽、贸易繁茂的商埠。在当时，粮、盐贸易为其两大经济支柱，而鱼、盐是天津两项重要的财源。

2、城厢文化

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1901年，城墙拆除，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之说。

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3、寺庙文化

有些学者认为，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因而说“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但并不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在天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望海楼、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缚力；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较少，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

旧时，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4、移民文化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5、军旅文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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